“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，也就是说用所有能够合理、合法、合规、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，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。”

7月8日，在2023年青岛·中国财富论坛上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说，中国经济在疫情前就已经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，且居民消费需求在其中占到七成左右，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正在改变的发展路径。“消费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一个关键堵点和难点”这一观点正在凝聚更多的共识。

消费成为常态化制约经济增长的阻碍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蔡昉指出，疫情期间周期失业持续长，既影响劳动力供求，也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，造成“疤痕”。“居民收入受损必然负面地影响消费，家庭预算曲线得不到修复，必然构成对经济复苏的需求制约。”

蔡昉认为，相较于市场热衷分析的居民资产负债表，当前居民消费领域的主要困难更多表现在流量上，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恰是一种收入减少、消费减少、储蓄超额等流量概念，直接对应着当前（经营）受阻的实体经济、中小微企业的需求，加上数据获取更为及时，更适合短期现象的分析，也更符合当前处理问题的目标。

蔡昉进一步分析表示，家庭预算曲线受损的表现包括受疫情期间失业率长时间高企的影响，居民收入增长减慢；消费波动性大于收入，消费能力和倾向受收入预期影响；以及如果宏观政策不及时帮助修复家庭预算曲线，就可能转向当前大家热议的所谓“资产负债表收缩”。

“我们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来实施宏观经济政策。”蔡昉称。

此外，蔡昉还表示，疫情之后，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新常态，这些新常态和遭遇的疫情可能相对无关，即使没有疫情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可能走到了这个阶段。

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具体表现来看，一是经济发展需求侧新常态。也就是，需求侧因素，特别是消费成为常态化制约经济增长的阻碍。随着老龄化加深，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趋于降低，储蓄大于投资的比例趋于提高。二是劳动力市场新常态。产业结构变化、人工智能冲击、劳动力构成、技能供需匹配要求都倾向于提高自然失业率。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，同时，结构性、摩擦性就业难度扩大。有可能强化就业灵活性进而导致非正规性、不稳定性，不利于收入增长和劳动者权益保障。三是居民微观行为新常态。家庭预算曲线影响消费储蓄行为，形成居民资产负债表常态。

户籍制度改革可立竿见影、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

“短期遭遇的困难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结合在一起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。”蔡昉表示，要用所有能够合理、合法、合规、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，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。

为此，蔡昉提出以下四大建议：

一是新常态需要新做法，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目标从投资转向消费，从而更加直接地应对需求堵点和短板，同时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，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统一、措施兼容，减少后遗症。

二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。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、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。研究表明，农民工消费被户籍抑制23%，比如1.8亿农民工成为户籍市民，可增加消费支出约2万亿元。对比疫情造成的超额储蓄占GDP的3%，约3.6万亿元，改革红利可以大幅弥补消费缺口。

三是切实阻断农村的返贫通路。当前农村返贫通路可能是存在的，可以按照中央“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”的要求，“把钱发出去”，真正确保这些人不返贫，就是对宏观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四是提高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。“现收现付”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，依赖于相对有利的人口抚养比，随着今后十几年抚养比加快提高，养老、医疗、照护难度明显加大，需要提高社保的普惠性与个人积累才能维系。蔡昉认为，2022年～2035年将是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十几年，养老金的支付会产生较大困难，当下正是大规模支出以提高保障能力的机会，这既是长期的制度建设需要，也可以起到短期经济刺激的效果。